习近平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

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探索，我们可以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法律传统，我们也能够初步总结中华法系的变与不变，中华法系基因或中华法系传统是中华旧法系和中华新法系都有的东西。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42]。

[70] 毛泽东将党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和种子与大地的关系。党的领导问题，是四个坚持的核心问题。武树臣总结了两千年来中华旧法系的总特征：德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法治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完成了统一，然而，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暴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60] 柯华庆在《学术与政治》一文（载于柯华庆《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中阐释了蒋介石政权是官僚资本主义，实质上是新封建主义，只不过是将皇帝换成了国民党。[77] 佩蒂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9、322页。以上五点，应可视为复兴后的当代中国权利义务法学（有的学者称为权利法学）的基本特征。

它直接是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它与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的关系是间接的、处在法律规范体系直接调整的范围之外。其过渡性地变身为民事主体完成市场行为后，会立马回归权力主体的位置。[16]［日］梅谦次郎：《法學通論》，陈进第编辑，上海丙午社等1912年版，第124-125页。其中的道理，留待下文相关部分言说。

[22] 欧阳谿著，郭卫修编：《法学通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5年版,第241页。当然，汉语法学任何时候都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语法学及其基本范畴。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何以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法学一度形成视法学为权利权力之学的萌芽，但终于还是由权利义务法理学居优势地位的格局。[[23]] 同一时期普遍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来安排基础性法学教材的内容体系。本土的、民族的法学的特有基因只能从基于本国当代法律实践合理选定的基本研究对象中抽象出的核心范畴才能产生和传递。[[55]]拉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表明，他谈论权力的频率明显超越了讨论权利，而且有讨论权力的专章却没有任何一章的标题中出现权利（right）一词。

田中成明(京都大学)：『法學入門』，有斐閣2016年版。权利权力剩余权是权的三种存在形式，指称它们四者的四个法学基本概念实际上穷尽了一国全部利益内容、财产内容及其在法内法外规范体系中的全部表现形式。这里还要附带说明，百余年来法权一词反复出现，但到21世纪实际上只有实践法学用以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概念得到了理论论述和逻辑证明，有明确的外延和充实的内容，故不存在与已实际消亡或源于误译形成的法权二字的混淆问题。我国保障权利与权力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制度首先体现在宪法序言最后自然段、宪法的法治条款和宪法监督条款中，还有合法性审查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

由于权是正面的、是形，义务是负面的、是影，故法学宜保留权的全部五个分析单元，但对义务全体，只作为一个分析单元看待。以这样来路不明的权利而不是基于中国传统形成的权利一词为核心范畴的法学，[[66]]不可能真正是中国本土的和本民族的法学。

[24] 孟森：《新编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见《孟森政法著译辑刊（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4-444页。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尽管时代不同，宪法经历了多次全面修改和局部修改，但这些宪法中的权力概念与中国法律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一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稳定和协调一致的，错位的仅仅是沿袭上世纪初旧说的权利义务法学。

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6]]自德国大家拉伊普尼克以法学为权利之学问，于是权利之观念，遂为法律上最紧要之事。[[38]]从此，在这个逻辑起点上，法理学找到了自己应该研究的对象，法理学从此走向了科学。[[35]]但是，如果确如前文所述，即法的基础理论的平均研究水准是由高等法学院校入门型教科书来体现的，那么可以说，当代汉语法学在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乃至相关基础性命题等五个基本方面，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语法学和20世纪上半叶汉语法学比较，并无明显变化。在其所撰写的基础性法学著作的总共22章中，共有6章（7-12）专论权利义务，章标题分别是：权利义务的法律观，权利的类别，义务的类别，权利义务的主体，权利义务的客体，权利的得丧变更和行使。（一）外语法学对汉语法学核心话语选择的影响 法的基础性理论的基本状况首先反映在其选择的基本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上

[57] U. N. C. I. O. Docs., Vol.3, p.24-25.谢启美、王杏芳主编：《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战争后期，拉美七国政府仍拒绝与纳粹德国断交。

[12] 在讨论联合宣言的过程中，丘吉尔与罗斯福对战后建立国际组织问题存在分歧。在此之前，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份四国宣言草案提交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内容包括英、苏、中、美四大国共同处理战后事项，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四大国在国际组织成立前共同行动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成立后不久，对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控诉美国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向联合国提出的请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也没有表示明确支持的立场。在宪章促进经济社会合作和尊重人权项目中，第55条具有中心地位。

作为一项折衷办法，会议同意将一个促进人权委员会列入设立委员会的名单，它的设立是强制性的，并授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为履行其职能可能需要的其他委员会。[129]在这种情况下，宪章第56条的法律约束性质已经得到各国的承认。[52]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79—180页。但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因考虑到与章程草案其他条款的关系以及实施的困难，权利法案被取消了。

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粉碎军阀强加于被奴役人民的军国主义。蒋介石收到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和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方案后，将其批转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嘱其将这两个方案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属下的国际问题讨论会1942年6月递交的方案一起合并研议。

他根据切身体会对1942年—1943年的中国情况这样写道：展现出来的事实是，凡是国民党本来可以做到的那些事在中共统治区都一件件地做到了——识字运动、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动员、妇女解放等等，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6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巴拿马政府代表团长、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多·阿尔法罗（Alfredo Alfaro）提出修正案，主张在规定联合国宗旨的宪章第1章中设置基本人权宣言。

直到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才发表声明废除《苏日中立条约》。[60] 另一位是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

[2]罗斯福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我们寻求确保安全的未来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67] Antonio Cassese, The General Assembl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45-1989, in Philip Alston ed.,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 Critical Appraisal, Clarendon Press, 1992, p.26-27. [68]U. N. C. I. O. Docs., Vol.3, p.602-603. [69] Paul G. Lauren, First Principles of Racial Equality: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Human Rights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5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 16-20(1983). [70]U. N. C. I. O. Docs., Vol.3, p.265-269. [71]U. N. C. I. O. Docs., Vol.6, p.456. [72] Liliana Obrego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Latin America, 24 Mary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4, 95-96(2009). [73] Mary A. Glendon, The Forgotten Crucible: The Latin 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dea, 16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27, 28(2003). [74][美]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冯明方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4—619、701—714页。[54] Paul G. Lauren, First Principles of Racial Equality: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Human Rights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5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 10-11(1983). [55] Roger Normand Sarah Zaidi, Human Rights at the U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Universal Justi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0-111. [56]《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7—422页。国民党表明，一点也不大打算放松它现在的权力所赖以保持的一党独裁的控制。

在旧金山会议之前，英联邦国家在伦敦开会。同时宣布：他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赫尔表示如果把中国排除，会对联合国家的团结带来有害的心理影响。大多数托管协定还规定，管理当局有义务保证托管领土的居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请愿、宗教、移居和迁徙等方面的自由。

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后创建国际组织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宪章第55条（寅）项取自《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但增加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和遵守两处。